理想主義者的墓志銘

公元四世紀，羅馬帝國已經逐漸走向沒落，並意欲從英國撤離。薩克森人乘亂入侵大不列顛，整個國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。亞瑟（Arthur）是當時聲名顯赫的圓桌騎士的首領，他的騎士們追隨他為羅馬帝國效力了15年，而羅馬主教卻在他們本該獲自由身的時候提出了附加條件，去營救一個被薩克森人圍困的羅馬家族，去赴一場得到自由前必死的戰役。

亞瑟深受修道士貝拉吉烏斯（Pelagius）自由和平等的思想所影響，他懷有平等和仁慈之心，所以覺察到羅馬主教的殘忍。他告訴被救的孩子，貝拉吉烏斯在他的故鄉羅馬傳教自由平等的價值，每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命運，卻意外地從孩子口中得知因為其理念觸怒了教廷的統治階級，羅馬教廷已經在一年前將貝拉吉烏斯逐出教會並且處死。亞瑟所說的羅馬並不存在。

這個故事來自中世紀，卻鮮明映照了當今的現實。我把臉貼在車窗上，看到這個充滿了故事，卻不再有傳奇的人間，開始覺得自己一貧如洗。羅馬只是一種象徵，它是理想主義者夢中的世界。每一個人都擁有獨立的人格，你卻失望地看到人浮於事追名逐利。

另一個例子，是我讀到普林斯頓大學一位同學 紀念艾倫圖靈百年誕辰 的文章。圖靈是英國著名的科學家，被譽為計算機的始祖，當今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最高榮譽圖靈獎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。圖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幫助盟軍破譯了納粹德國的無線電報密碼，為諾曼底登陸以及二戰轉折點的到來做出了重大貢獻。圖靈因同性戀而不被當時的社會所容忍，最後悲慘自殺，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。我所感嘆的是這樣一位偉大的傳奇人物，距離我們現在的時代不過60多年而已。那個純粹的學術年代，已經被封存在了歷史當中。

我不由得想象，在我剛進武大的時候，我是怎樣想象象牙塔和理想國。當時我是相信學術的神聖和純潔，大學非有大樓之謂也，而有大師之謂也。然而由於體制的種種原因，學術也被摻雜了政治，有特權，就有光明和陰暗。最近又讀到原中科大校長管維炎的回憶【1】，裡面講到當年高溫超導材料發現之爭。香港科技大學前校長朱經武在做出 90K 之後為了搶先發表，又擔心審稿人壓下來自己做，於是在送審的論文初稿上做了手腳。而當時物理所的趙忠賢通過某些渠道得知了朱經武的成果，很快也做了出來，接着人民日報頭版頭條，還宣稱說是自己獨立發現的。趙忠賢因此當選為院士，又是中共中央委員，扶搖直上……

反觀學術界的現狀，那些頂着“教授”“院士”光環的人物，那些不光彩的故事，多多少少讓人感到大師離我們真的很遙遠。“知識即美德”，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象，如同羅馬。那些毫無意義的事情，價值何在呢？遇到怎樣的人，擁有怎樣的價值觀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個人的選擇。可惜的是並非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意願，因為顧此就會失彼，命運將你帶到這裡，做一些違心的事情就顯得有些理所當然了。

寫到這裡，我突然發現了自己的自相矛盾。歷史上那個真正純粹的時代，也許從來也沒有有過；心目中那個完美的人，或者根本就是虛構。

1918年，德國社會學家 馬克斯·韋伯 在慕尼黑大學，給青年學生做了題為《以學術為業》的演講【2】。出人意料，在演講一開頭，韋伯就告誡學生，“眾多平庸之輩無疑在大學扮演重要角色”。在打算進入學術界之前，最好先問問自己，能不能“承受年復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輩爬到你頭上去，既不怨恨也無挫折感嗎？”

這個問題當然不僅局限於學術界，社會本來的樣子亦是如此。我想最重要的是，面對信仰的崩塌，你應持有怎樣的態度。當黑白都不是那麼的分明，高尚還是卑鄙，退出還是堅忍？隱喻是危險的。江湖暗涌，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，孰能安以動之徐生。

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；
人之患，束帶立於朝。